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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国与古代日本的“国书之争”(四)

2019-09-03来源:梦想吧创客娱乐

(四)“国书之争”的总结

渤海与日本“国书之争”跨越了漫长的历史,几乎贯穿渤海与日本关系发展的始终,其争执的原因、形式、内容复杂多变。

渤海国与古代日本的“国书之争”(四)

大武艺统治时期是渤海与日本“国书之争”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渤海与日本的外交关系刚刚建立,彼此对于对方的了解比较缺乏,仅有的认识也基本建立在旧有的经验认识或是国书中传达的信息以及使节出访所了解到的信息基础之上。但是从日本圣武天皇回复大武艺的国书中就已经体现出日本以“上国”姿态自居,将渤海视为臣属的政治心态,两国“国书之争”已经初见端倪。

大钦茂统治时期是渤海与日本“国书之争”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前期,即安史之乱结束前的大钦茂统治时期,大钦茂在对日外交中主要采取了不修国书即不携带正式国书的形式。

虽然大钦茂派遣的第三次遣日使慕施蒙因未携带正式国书而引起日本不满,但因随后发生的安史之乱以及双方因新罗征讨计划而进行的频繁接触,这一阶段的“国书之争”矛盾并未激化,处于相对平和期。但在这一阶段后期,即安史之乱结束后的大钦茂统治时期,大钦茂对日外交的政策和目的都发生重大调整。“国书之争”也逐渐走向高潮。从渤海第七次遣日使壹万福开始,渤海虽然携带国书,但所带国书却采用了“日下不注官品、姓名,书尾虚陈天孙僭号”的新形式,使得渤海与日本在国书问题上的矛盾再次激化,因而日本在渤海国书体例问题上一再指责渤海。之后的乌须弗和高洋弼使节团也均因国书体例问题而遭到日本责难。

大嵩璘到大仁秀统治时期是渤海与日本“国书之争”的第三阶段。在这一时期,“国书之争”虽然还在继续,但由于渤海在国书问题上进行了更为主动积极、灵活务实的调整,两国在国书问题上的矛盾也逐渐平息,到公元 819 年渤海第 19 次遣日使李承英出访日本后,日本基本不再利用国书问题再做文章来限制渤海了。

渤海国与古代日本的“国书之争”(四)

从“国书之争”的发展进程看,虽然渤海在与日本的“国书之争”中采取了灵活应变、积极调整的策略,但是仍然能明显体现出渤海对日本政策上的让步与坚持不变的原则,而日本看似在国书问题上斤斤计较,但是在具体问题上也有所保留。

渤海在“国书之争”中的让步,主要体现在安史之乱后渤海对日外交中。表现一是国书形式的变化,即从大钦茂时代的非正式国书到大嵩璘时代重新携带正式国书。表现二是国书中体现的渤海对日态度由直接强调对等外交到形式上承认对日朝贡。

渤海之所以在国书问题上对日本做出让步,原因主要在于渤海对日本存在一定程度的依赖性。就经济需要而言,安史之乱后,渤海对唐朝的朝贡一定程度上受到藩镇割据形势的影响,为了弥补对中原王朝朝贡贸易的不足,渤海也需要加强与日本的经济往来。就政治需要而言,渤海在对日外交中始终不能忽略牵制新罗的因素。有学者认为渤海不可能在国书问题上让步,日本有可能在故意伪造渤海国书。如果从日本模仿东亚华夷秩序并力图构建以自己为中心的“日本型华夷秩序”的角度看,这种可能性当然存在,但如果考虑到渤海在安史之乱后对日政策的调整以及渤海对日外交的目的转向以经济为主,那么渤海实际上也完全有可能主动地在“国书之争”中对日本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甚至在名义上承认向日本朝贡的行为。

但是,渤海在事关国体的问题上仍然坚持自己的原则。从渤海派往日本使节的人员构成状况也可以看出渤海与日本往来的心态与动机。例如在渤海派往日本的使节中既没有王子、王弟等王室的重要成员,也没有“国相”或“平章事”这样的王廷重臣,渤海派往日本的大使中官职最高的也仅是政堂省左允或文籍院、司宾寺以及六部的副职,凡此足以证明渤海并没有把同日本的关系与同唐朝的关系同等对待。渤海访日使节从武官身份为主到文官身份为主的发展变化,既是渤海基于现实利益需要而进行的调整,也反映出渤海在对日往来中非常重视国家的外交形象,不希望在对日外交中处于下风的外交心理。

渤海国与古代日本的“国书之争”(四)

“国书之争”中日本实际上也在做出让步。例如,同样是大钦茂时代非正式的国书,日本的态度在安史之乱时期和安史之乱后就截然相反,即使在“国书之争”的最高潮,日本也仅仅是指责渤海使者无礼或是拒绝渤海使团入京,除此之外并未再将国书问题扩大化。毕竟,日本对于与渤海的外交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依赖性。就经济需要而言,从日本王室到民间对渤海物品的需要与日俱增。就政治需要而言,在与渤海的外交关系中,日本追求的是渤海能够承认自己向日本进行朝贡的身份并且尊重以日本为中心的这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天下观”。

总之,渤海与日本的“国书之争”虽然看似以日本方面获得主动权而告终,但事实上这既是源自于渤海方面积极主动的调整,更是渤海方面在坚持原则底线的前提下做出的策略性让步的结果,而且同样不能忽略日本在“国书之争”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做出让步的因素。其实,无论对于渤海还是日本而言,在瞬息万变的东亚政治环境中,如何防备诸如安史之乱这样动荡形势的冲击,如何抓住历史发展的机遇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将政治注意力过分集中于“国书之争”,对于两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乃至促进两国外交关系的深入发展都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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